沪上的金秋正是天高气爽的时节，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走进首都银行（中国）行长林大镒的办公室，与其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采访。这也是这位低调的银行家在服务金融业四十多年后，首次接受中国媒体的独家专访。

为人谦和与儒雅，是首都银行（中国）行长林大镒给记者扑面而来的印象。

走进林大镒的办公室，干净整洁，桌面东西并不多，墙上还挂着老董事长留下来的几幅花鸟画，其中还有一件齐白石的真迹。 

服务金融银行业42年的时间，让林大镒成为全球现役最资深的银行家之一。或许是看遍了世事的浮沉，林大镒作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与记者畅谈时常常表露出一份豁达之感。

似乎在一些行业领军人物的自我评价中，都喜欢用“顺其自然”来形容自己的事业路，林大镒也并不例外。在经历了退休又返聘的年纪之后，每每回望自己与银行业的结缘，林大镒总是以“机缘巧合”来总结。

“回想起来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实际上，2016年1月，作为主管台资银行富邦华一银行营销业务副行长的林大镒正式退休，机缘之下，又再度接到经营状况不佳的首都银行递来的橄榄枝，可谓临危受命。

2016年11月，林大镒先接过首都银行（中国）副董事长一职，在经历了半年左右的交接后，正式于2017年4月担任该行行长。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林大镒与记者深度交流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作为现役最资深的银行家之一，林大镒与记者坦言了自己对全球经济、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绿色金融等话题的思考。

                                                                   接受采访中的林大镒行长

母国唯一一家在外子行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首都银行（中国）作为菲律宾首都银行在本国境外唯一的一家子行，可谓是受到了母行很多重视。当前，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也走得比较近，那么中国区的子行是怎样定位的？

林大镒：最近RCEP（由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概念谈得比较热，随着相关国家的协定签署完成，这一组织在明年1月1号正式生效。这背后意味着，一个全球最大经济联盟的诞生。可以看到的是，当前RCEP涵盖的15个国家中，基本都是围绕在整个亚太地区。

于我们而言，首都银行本身是来自于菲律宾的银行，所以对于菲律宾地带的经贸往来十分熟悉，其中中国与菲律宾的往来也很密切，尤其菲律宾有很多华侨。尽管当前全球仍在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继续不断扩展，中国也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地，同时也是第二大外国投资来源地。

菲律宾前十大银行也有超过一半以上是华人创办的，而母行在一开始定位的时候，就以服务中小企业为主，现在仍然初衷不改。早前，有很多菲律宾居民外出打工，这类的跨境汇款业务也是我们母行一开始的主营业务之一。

华人在菲律宾已经相当活跃了，“一带一路”之下，许多中国的企业也参与菲律宾当地的基础建设，首都银行（中国）作为菲律宾当地数一数二的银行在华地区的子行，也可以充当起双方之间的桥梁。

作为RCEP的成员国，中国和菲律宾未来会在创新、研发、制造业和其他领域中开展进一步合作，这也给中资企业走出去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在与母行的联动方面，首都银行（中国）是怎样与母行进行联结与分工的？

林大镒：从区位上来讲，首都银行（中国）与菲律宾首都银行在区位上具有互补的功能，子行利用母行的区位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业务；而菲律宾首都银行集团利用自身海外低成本融资优势，借助子行熟悉中国市场，大力参与中国金融市场业务。

一般来说，如果有中国的客户想要前往菲律宾进行投资，我们就会在其中扮演一个引荐者的角色，互通双方的资讯；同样，如果菲律宾有想要来华投资的客户，子行也会在这边进行对接。相对来讲，从菲律宾来中国投资的企业比较少，而从中国地区过去的会比较多。

首都银行（中国）是中国能提供比索换汇为数不多的几家银行，为菲律宾在华各类客户提供便捷的汇兑服务；同时，依托母行对菲资企业的熟悉，子行可以给在华菲资企业提供结算、贸易融资以及贷款等一系列综合金融服务。并且，首行中国是菲律宾首都银行集团在全球（除菲律宾本土外）的唯一一家全资法人银行机构，也是江苏省内第一家外资法人银行，同时还是常州及泉州地区唯一的一家外资开设分支机构的银行，也是福建闽南地区网点最多的外资机构，在厦门、泉州都有分行。

首都银行进入中国非常早， 1992年就在上海设立代表处，2001年成立上海分行，后于2010年改制。而我们集团荣誉董事长郑少坚博士29岁创办银行，在菲律宾是个传奇人物，他也是一个非常爱国的福建泉州籍华侨。虽然以整个市场份额来看的话，子行占整个集团的比例还很小，但是，董事长却花了很多的心力精力来经营首都银行（中国），身为华侨的他，想要在菲律宾以外把中国区的服务做大做好，并且一直抱着回馈故里的心态，

合规“老大难”与风控数字化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从东南亚之间的跨境服务来看，中间以往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有哪些，首行中国主要聚焦克服哪些领域？

林大镒：跨境金融服务中最主要碰到的还是合规问题。无论是内保外贷还是外保内贷，无论尽职调查做得多么仔细，只要出了履约问题，银行难逃责任。所以，我们在做跨境通道这类客户的时候，除了展业三原则（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尽职调查）还是会很关注客户有没有还款来源，避免出现履约问题。

当前，各国反洗钱也越来越严格，大家也怕碰到通过这种跨境通道有洗钱的行为，所以我们一定坚守合规的立场，把所有的可能的潜在风险因素排除。 

另外，中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往往因为在当地没有足够的经营信息或履约历史等信用不足的问题，导致境外融资困难。

东南亚区域内各国的行业需求、监管政策、文化习俗差异很大，中资企业可寻求与国际化金融机构的合作，更好地扎根当地发展。另外，中资企业的走出去已经不是单纯地输出建设能力，而是需要转向更多地输出运营和管理能力，把中资企业在中国的经验和东盟市场的环境相结合，在当地进行长期的精耕细作。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当前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也带来了网络安全、数据权属不清、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问题。这对银行的风控来说有没有带来更多的挑战？

林大镒：金融的本质就是风险，谁的风险防控比较好，谁就是赢家。风控的原则其实都是一样的。信息科技越进步、资讯越透明，可以推进整个风控体系的数字化转型。

转型意味着要有创新，而创新往往伴生着风险。银行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仅仅存在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信誉风险、合规风险等传统风险因素，在信息科技风险等新的领域也会面临新的风险。这些风险的隐蔽性、波动性更大，需要我们更及时准备识别和防范风险。而控制和防范风险，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在底座重构风控体系，比如对模型的升级迭代、加快风控系统建设和更新、制定风险数据的标准。其次，从顶层健全风险制度。把握创新与风控的平衡，建立穿透性的风险识别机制。关注和遵守监管制度，确保业务的合规性。

另外，在中台建立风险管理模型，明确管理责任，规范在开发、投产和运用中的流程。尤其是在信息科技的建设过程中，建立专门的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体系，防范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系统安全和信息安全风险。信息科技风控不是简单的新技术应用，而是适应新商业模式的风控新方法、新模式，建立数字化思维方式是首要任务。

绿色金融探索痛点尚存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碳达峰”、“碳中和”在今年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绿色金融成为时下热议的话题。从您的角度来看，金融机构在绿色信贷、绿色金融领域有哪些主要的难点以及转型策略呢？

林大镒：在这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不少痛点，希冀能在今后的发展中逐步得到解决，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是，绿色金融结构仍较单一、信息披露仍不完善。根据《2020年绿色债券年度发展报告》，2018年-2020年发生的绿色金融业务中，绿色信贷的比例高达90%，而绿色债券和绿色股权的比例分别只有7%和3%。绿色融资过于集中在债权尤其是信贷上，可能会抑制一部分绿色融资需求、扩大绿色项目的信用风险。

在中国，绿色金融可以说是新事物，由于受政策大力支持，一些金融活动被“洗绿”和“漂绿”，披上绿色金融的外衣，强化信息披露有助于消除这些不合规行为。但目前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绿色债券发行企业，都面临同时有几家监管机构要求绿色信息披露但披露标准有较大差异的问题，而且在内容上属于强制性披露的较少，投资者通过公开资料很难全面了解这些企业绿色融资的相关信息。

二是，目前绿色金融回报率低、期限长、风险大，这一方面是反映了目前参与主体都以国企为主，他们的信用评级较高，同时也说明了绿色金融融资主体存在结构性失衡，更多需要融资支持的中小企业，未来的隐形冠军并未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建议从以下方面改进，一是鼓励评级较高且有绿色项目的优质企业多发行绿色债券。二是鼓励和引导保险、养老金和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参与绿色项目，它们的负债端期限长，可以更好匹配项目的回报周期。三是建议成立政府绿色金融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的绿色融资提供支持，以此提高各类型企业、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项目的积极性。

三是，加快统一国内绿色金融的标准，提高和国际标准的兼容性。推进国内绿色金融标准的统一。一方面，当前的金融环境仍属于严监管，不同监管机构发布的标准不一样，给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绿色融资增添了困扰，当某业务不同监管机构的规定不一样时，有些机构怕踩红线可能就不做了，统一标准可以减少实操层面的不必要困扰。

另一方面，中国的一些金融业务面临多头监管，债权发行审批尤为明显，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银保监会、交易商协会和证券交易所，各自都有特定的债券品种属于它们审批发行。可以绿色债券为突破口，统一相关债券的发行标准，进而将发债审批权集中给少数监管机构。而增强和国际标准的兼容性，既可以提高外资参与中国绿色金融项目的积极性，也方便在合适的时候向国际推广中国标准，因为中国很快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首都银行（中国）在绿色金融方面的实践有哪些？

林大镒：绿色金融投入的成本高，回报率低而且回报周期较长，一般的中小型企业可能参与这一块相对来讲还比较少，我行目前是尽量鼓励客户经理去做绿色信贷，及与绿色金融有关系的企业。

今年开始，我们也通过董事会的核准，成立了绿色金融工作小组，由风险管理部、信贷监控部、公司银行部等共同组建，包括风险管控、信贷审核以及业务咨询方面，专门来推动绿色金融。我行对绿色转型充满期待，积极参与。

具体来看包括：制定了特殊FTP，用于支持绿色融资。比如刚刚提到，当前外资银行参与绿色融资的一个痛点即是绿色融资价格较低，因此为了解决这个痛点，提高营销人员的积极性，我们从内部开始改善，对于符合绿色金融定义的融资业务，优惠内部转移定价，让营销人员得到实质的利益，更好提高其参与绿色金融，引导客户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

其实作为中国金融市场建设参与者，外资银行的发展与国家经济、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密不可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相对于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在规模、网点上并不存在优势，而在跨境、国际结算等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因此外资银行发展绿色金融也应该扬长避短，例如帮助母国企业在中国的展业提供绿色金融服务，也可以帮助中国市场上领先的绿色环保企业进入母国市场，提供包括结算、绿色融资等一系列服务。从目前来看，外资银行在中国绿色金融做的比较好的还是在绿色债券的承销和投资上，利用外资银行的品牌和专业能力，为相关企业的债券发行提供认证，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谈及债券发行，近年我国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等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快速发展，首都银行（中国）在参与债券市场改革开放中有哪些探索？

林大镒：现在国家也在鼓励直接融资，对于银行来说，投债有几个好处：一、发债企业的透明度更高。因为他们会面临一些公开市场的咨询，而这些资料随时都可以被搜集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大部分能让我们去投的企业，已经是被市场层层筛选过了。比如说，要评级比较好或是规模比较大、资质比较优质的企业，才能够发行债券。二、15号文后，地方政府会力保发债平台，对可以发债企业注入优质资产或剥离不良资产。三、存贷比的压力不会那么大。四、流动性比信贷资产更好。 

而且我行还将投债视同一般授信案件进行审批，在透明度高、企业相对比较优质又不用提拨备，也不占用存贷比，所以对于我们银行而言，投债是一个发展方向。

不过前段时间的永煤事件等也暴露了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债过程中的信用问题，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地的地方政府信用会不再被信任，而整个融资成本也会变得高很多。所以我们在拓展市场的时候，对于地区、行业方面的考虑特别谨慎，也十分注重防范风险。

在华营商环境与中国银行业的黄金十年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从您切身的感受来看，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营商环境是怎样变迁的？

林大镒：2006年中国发布外资银行管理条例，鼓励外资行把分行改制为子行，就地监管。在此之前，外资银行都是在中国设立分行。我印象中，2004年左右，整个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比重占全中国大概是高于2%左右。到去年年底，整个外资银行的资产比重只有1%多一点。

因为这十几年来，虽然外资行资产也在成长，但成长的速度相较于中资行真的慢太多了，尤其2005年开始算是中资银行成长的黄金10年。

整个营商环境中，中国的监管也越来越把外资银行国民化，但是外资银行先天上是相对保守的，就是特别遵守合规。不仅遵守中国的合规，还要遵守母行以及母国的合规。所以在中国，外资行没办法像一些中国的银行一样快速成长，影响力自然也小。另外，在高管层面，尽管外资行是在中国运营，但是一些高管都是母国派来的，他们对于本土国情并不熟悉，存有一定的沟通障碍。

外资行入华存在着一定的先天上的限制，网点少、知名度不高，中国当地老百姓也很难建立信任。所以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鼓励对外资开放，但是外资行在华的竞争力还是相对较弱。像当前，银行业都在讲科技赋能与数字化转型，但是玩科技都是要花大钱的，外资行本身规模不大，考虑更多地就是投入产出比，不敢投入很多，担心血本无归，不像中国的银行在这边可以做得很大，投入之后能变成一个良性循环。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您刚刚提到了2005年至2015年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与现在对比来看，变化是什么？

林大镒：从我老银行人的角度来看，那个黄金10年对国内银行人来讲，赚钱太容易，做得太轻松了，过于浮躁和急功近利，所以目前有很多客户经理，包括一些信贷员基础都没打好，没有业务技能，没有早期的老客户经理基础扎实，因为那十年伴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需求，做业务太容易了。

当这一部分人成长起来他们可能是中坚分子，但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打好基础，比如对经济周期的判断以及银行风险的把控等，这对银行业的养成不是一个好现象。

就金融业来讲，银行业未来的经营可能面对的竞争压力会更大，因为能够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后变成要拿出真实的本事来经营银行。现在看经济的景气程度，虽然好像表面上看起来都还不错，但是我觉得整个经济周期应该还是在下行。

风雨见证人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您原本作为已经退休的银行人，为何又选择接棒了首都银行（中国）的行长一职，您会不会有一些压力？

林大镒：我刚来首都银行的时候，经营状况不是很好，我就先看这家银行有什么问题。一是成本收入比太高，二是不良率太高，基本就不怎么赚钱，其实解决这两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压力的话倒也还好，因为我们董事长当初要我来接行长一职的时候，我就问他，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他就开玩笑说，只要这银行不赔钱就好了。我那时就表达，你对我的要求实在太低了。其实我想的是，既然已经是在谷底，那么情况不会再糟糕了，往后都会是上坡路。

我们先谈不良率，因为中小企业确实发生不良率概率比较高，所以那时我就提出了三个信用：第一个做政府信用，第二做担保品信用，第三个做资本信用。我的原则是，有疑虑的案子就不要做，只要市场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不要去碰，谨防不良贷款的发生。以前留下的不良贷款大概都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我们现在不良率才0.25%，整个不良资产1300多万，而且都已是重组贷款。

成本收入比方面，我们已经从2017年约90%的水平压降到了现在大约62%左右，在70%以下银行大概就就可以赚钱了，我的目标是比照全体外资银行平均水平60%以下，还有努力的空间。分子成本要尽量往下降，分母做大，就是把营收做大，所以我们就去调整这样的比例，基本就是控制中后台人员的增加及成本，增加前台人员并且鼓励做大营收，也就是开源节流。到目前5年了，看起来整个成效都还不错。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您刚刚提到首行中国从您接手到现在是5年，进军中国也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您觉得在华经营银行的过程中，有没有形成自己的经营特色？以及未来有怎样的展望？

林大镒：对于外资行的经营来说，首先要本地化，其次还要国际化。本地化是立足的根本，国际化是与母行甚至母国连接在一起的脐带。

我认为，在华经营银行第一个要聚焦，第二个要低成本，第三要差异化。首先要定位清楚明白自身的能力到底在哪些层面，能够聚焦哪些区域、行业、客户和产品，因为不可能像本地银行什么都做，只能做精品银行，锁定一部分客户进行差异化经营。

着眼于中国强健的经济形势和多举措多方位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我们作为首都银行集团全球发展战略最重要的分支机构，是唯一的全牌照子行，而且自首都银行（中国）建行以来，母行的董事长一直亲自担任首都银行（中国）的董事长，因此无论是决策效率、资金，还是网络、客户、业务资源，首都银行（中国）都背靠母行的强劲支撑。

相较中资行，我们在规模、牌照、负债渠道、网点布局、信息科技方面存在差距，外资银行整体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偏低；较欧美老牌外资行而言，我行的市场认可度较低，所以我们在经营中实行“聚焦”和“低成本”战术，并充分发挥外资行“国际化”优势，实现差异化经营。

经营银行要对风险保持敬畏之心，时时刻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并且步步为营。未来要规划，但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更重要，作为银行人需要用真实的本事去应对每天各种各样可能发生的问题。所以把基本功练好，一心一意去把事情做好，你就会觉得在这个行业很自在。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作为过来人，对当下的年轻银行人您有怎样的建议？ 

林大镒：首先，做银行诚信还是最重要的，因为银行经营的就是信用，所以身为银行人个人的诚信也非常重要。其次，要有用心服务的理念，做事情的效率要高，当然专业能力是银行人员基本的素养，时刻要用高效率的服务去帮助客户解决问题。最后我认为，要有足够的热情去深耕这个行业，而这些热情最终也会反馈在银行所提供的服务与效率上，反馈在你的绩效上。

刚才提到了几次“机缘巧合”，我想引用一句话作为本次会谈的结束语，“在这多变的时代，智慧是成功的关键，勇敢是成功的心态，机会来临时，鼓起勇气大胆一搏的人，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但什么都不做的人，注定失败”。

                                                                                               （本报道来源《证券时报》）